来源:高考季  作者:佚名

冰山浸没在水中的部分——潜意识,真的能代表心智活动吗?这一观点与神经科学的结论相悖。(图片来源:Pixabay)
冰山浸没在水中的部分——潜意识,真的能代表心智活动吗?这一观点与神经科学的结论相悖。(图片来源:Pixabay)

  撰文 | 阿塞尔·克莱尔曼(Acel Cleermans)、阿德莱依德·德艾尔林(Adélaïde de Heering)

  翻译 | 戚译引

  在表现精神的种种意象中,最著名的无疑是那座漂浮的冰山。海面上的部分代表了意识,浸没在大海中的部分代表了潜意识,意识的部分比潜意识的部分要小得多。这幅图像出自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(Sigmund Freud)之手,现在它已经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。

  如今,有很多学科都在试图研究潜意识。其中显然包含临床心理学(尤其是精神动力学方法),以及社会心理学、社会学、认知神经心理学,甚至市场营销。人们常说是潜意识主导了我们的心智和行为,这种观念又被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所激化,因为人工智能完全没有意识,却能在围棋、国际象棋等领域中表现出超越人类的水准。这样看来,我们对世界产生的意识无非是某种副产物,它的主导力量难以被我们辨识。

  直到今天,潜意识论仍然广为流传。它就像催眠术、僵尸和吸血鬼一样,让我们感到人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行为,而我们似乎就喜欢这样的故事。然而,对于那些不受我们掌控,却能操纵我们的力量,我们同样也感到恐惧。

  首先来回顾一下美国人詹姆斯·维克里(James Vicary)在1957年做过的著名研究。维克里声称,在电影放映时插入一些“阈下图片”(一闪而过,无法有意识地清晰辨识出的图片),就能促使观众购买更多的可口可乐和爆米花。尽管维克里的研究后来被证明纯属编造,但是意识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操纵的观点,却已经深入人心。

  20世纪80年代末,英国发生过一起著名事件。一些父母对摇滚乐手奥齐·奥斯本(Ozzy Osbourne)提起了诉讼,指控他在一首歌曲中插入了邪恶的信息,倒放时就能识别出。这刺激了很多孩子实施自杀行为。在同一时期还诞生了一整个“阈下磁带”产业,在使人放松的原声音乐中插入听不见的语音信息,试图让收听者停止吸烟、学会中文或者成功减肥。

  除了这些把戏之外,数量众多的研究还带出了这样一种观点:在潜意识中处理哪怕很复杂的信息都是有可能的。这其中最明确的证据来自病理学研究,而最不可思议的案例就是盲视综合征。

  20世纪70年代,英国科学家尼古拉斯·汉弗里(Nicholas Humphrey)最先在猕猴身上发现了这种综合征。随后,另一位英国学者拉里·维斯克兰茨(Larry Weiskrantz)在人类身上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。盲视综合征一般发生在大脑血管受损之后,特征是枕叶部分或全部受损,这是初级视觉皮层所在的区域。患者自述已经失明,但他们往往还能完成一些似乎需要具备视觉意识才能完成的任务,例如避开前面的障碍物,或者在碰到想要抓住的物体之前就让手掌做出相应的动作,尽管他们自我报告说,并没有察觉到物体的存在。此外,在猜测面前的物体时,他们的表现也比随机猜测更好。

  这些独特的现象表明,即便不借助意识,视觉的许多功能也能运行。不过,同样的现象会发生在健康人身上吗?或者进一步说,除了处理某些信息之外,潜意识是否在认知中扮演了某种角色,从而成为我们心智真正的参与者?

  寻找潜意识

  潜意识这个概念诞生很晚,因为弗洛伊德的工作才广为人知。但是,德国哲学家爱德华·冯·哈特曼(Eduard von Hartmann)在1869年就出版了《无意识的哲学》(Philosophie des Unbewussten),并在30年后启迪了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(Die Traumdeutung)。当符合科学范式的心理学刚刚萌芽时,《无意识的哲学》就引发了研究人员的兴趣。

  受此启发,美国实验心理学的两位先驱查尔斯·桑德斯·皮尔斯(Charles Sanders Peirce)和约瑟夫·贾斯特罗(Joseph Jastrow)于1884年开展了一项研究。他们对受试者的手指施加压力,并询问这个指头受到的压力比另一个指头受到的大还是小。受试者(其实就是他们两人)还要对自己的答案打分,用四个等级表示自己对答案的信心。皮尔斯和贾斯特罗证明,即使在他们本人对答案没有任何信心的情况下,人们分辨压力之间微小差异的能力还是比随机猜测强。换言之,或许在意识缺席的情况下,知觉也能作出准确的判断。

  1898年,苏联心理学家鲍里斯·席德斯(Boris Sidis)也做了一项类似的试验,他要求受试者判断远处的一个符号是字母还是数字。他指出,即使受试者报告无法辨认图像,甚至感觉自己什么都看不见,在选择最终的答案时,大多还是能答对。

  这些研究在当时就有争议。直到20世纪70年代,这个领域才迎来了新的研究成果,其中的先驱就是英国心理学家安东尼·马赛尔(Anthony Marcel)。马赛尔的研究采用了实验心理学家非常熟悉的一种技巧,也就是所谓的启动效应。它的原理非常简单,当人们事先观察或接触过一个刺激或与之相关的刺激,之后就会对这个刺激更敏感。例如,要求受试者判断“医生”(DOCTEUR)是不是一个词时,提前几百毫秒让他看到“护士”(INFIRMIÈRE)这个词,他的判断就会变得更加轻松。毕竟“护士”的词义和“医生”的词义有关联,因而能在处理“医生”这个词时提高敏感度。

  借助这种方法,马赛尔证明了启动效应很容易影响受试者,哪怕受试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。为了确保启动刺激不可见,马赛尔借助了一种遮蔽技术,也就是在启动刺激出现之后为它加上一层可见的、顺序混乱的字母。稍后我们再讨论这个非常核心的问题,也就是它如何确保受试者没有意识到启动刺激的存在。

2006年,斯坦尼斯拉斯·迪昂和同事们绘制了这张图像,以区分大脑处理一个视觉刺激时所呈现的基本状态。颜色的深浅表明该部位大脑活动的强度,弯曲的白色箭头表明了这些部位之间的相互作用。较粗的黑色箭头指示注意力的整体方向(转向刺激或偏离刺激)。
  2006年,斯坦尼斯拉斯·迪昂和同事们绘制了这张图像,以区分大脑处理一个视觉刺激时所呈现的基本状态。颜色的深浅表明该部位大脑活动的强度,弯曲的白色箭头表明了这些部位之间的相互作用。较粗的黑色箭头指示注意力的整体方向(转向刺激或偏离刺激)。

  比利时心理学家丹尼尔·奥朗德(Daniel Holender)在198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,批评马赛尔的研究方法不合理,进而反对他的研究工作,甚至反对整个专注于阈下知觉的研究领域。

  20世纪80年代中旬,大脑成像技术的诞生使行业发生了改变。1998年,法国的斯坦尼斯拉斯·迪昂(Stanislas Dehaene)及合作者们发表了一项研究,首次揭示了阈下刺激启动效应的底层神经机制。2005年,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约翰-迪伦·海恩斯(John-Dylan Haynes)和杰兰特·里斯(Geraint Rees)证明,即使对于一个受试者自述没有感知到的刺激,我们也有可能识别它在视皮层中激发的大脑活动,其精度足以辅助受试者在二选一中确定到底是哪一种刺激。正如比利时根特大学的马赛尔·布拉斯(Marcel Brass)和同事在2008年证明,我们甚至能够在受试者尚未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之前(提前多达十秒)预测选择的结果。

  这些研究表明,仔细分析大脑活动,我们有可能对阈下知觉信息进行重构,甚至预测未来的行为。我们该为此感到惊讶吗?如果说我们的心智活动完全由大脑活动以及它与自身、世界和他人的相互作用所构建,那么很显然,我们或许能够在大脑活动中找到意识的根源。

  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表明,我们的大多数行为都植根于意识机制。例如在2008年,美国科学家劳伦斯·威廉(Lawrence William)和约翰·巴奇(John Bargh)证明,只需要在手里拿着一杯冷饮或者热饮,就能影响我们对面前的人的印象。在2012年的另一项研究中,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阿塞尔·斯克拉(Asael Sklar)和同事们证明,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所展示的数字,也能用它们完成简单的数学计算。最后一个案例是,荷兰科学家阿普·迪斯特赫什(Ap Dijksterhuis)于200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,对于像买房子或买车这样的复杂决策,避免有意识的思考反而能作出更好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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